李镇西老师《心灵写诗》读后感

　　“理想的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心灵在学生的心灵中写下心灵的诗篇。”读完李镇西老师的《心灵写诗》，这句话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不由得使我想起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 “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栖息在一个灵动的，充满智慧与情感的世界里，让每个个体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获得生命的感悟与成长。”（窦桂梅）诗意的生活应该是儿童的本色生活，童心未泯，生活就这样充溢诗意的光辉：他们坐在树的年轮上，看蝴蝶跟绿叶的交谈，柳树在钓一个春天，微笑真的是一朵朵馨香的玫瑰......儿童那一张张纯真无邪的脸庞，自由舒展的身影不正是如花儿迎风招展？她是那么纯净，如此温馨，如此绵长，如此真挚......怪不得李镇西老师说：“我每天都在记录‘花开的声音’--所谓‘花开的声音’，并不仅仅是学生青春绽放的乐章，也包括我生命流淌的旋律。”这其实就彰显了教育的一种姿势--“诗意的栖居”。

　　诗意的生活是多彩的。对于儿童来说，“所有的思都是诗”所有的创作也都是诗。只有当我们的教育真正基于儿童、面向儿童、为了儿童时，方能滋养儿童、发展儿童、成全儿童，实现教育与儿童精神生长、生命生长的同构共生。由此，李镇西老师将和学生的第一次见面，化作了一次心的交流，情的碰撞，并一再地“感谢学生”，“让时间作证，用行动说话”，诠释了无痕的教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就是说，为人真诚，严于律己，自然会感动别人，自然会受到别人的敬仰，从而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仿效。不管是在课堂还是在日常的谈心中，李镇西老师就好像是一个“长大的儿童”和学生同坐在一艘教育的诺亚方舟上，共同谱写教育的诗篇，真实地为学生撑起一片多姿多彩的艳阳天。

　　在这样的天空下，儿童用他可感知的非理性的方式--自发地用唱歌、舞蹈、绘画、游戏等来表达着、创新着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花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的栖居不就是诗哲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诗意的栖居”么？

　　而这种诗意，让教育保持着一种儿童姿势：停下呵斥的言辞，让儿童可心地唱；收回牵扯的手臂，让儿童回归“田野”；收回规训的条文，让儿童回归“草根”--读完李镇西老师的《心灵写诗》，我的脑海中不时就会浮现荷尔德林所神往的《远景》中的踏青--“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季节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 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 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 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 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

采编：www.wenbenK.cOm

篇2:《爱的教育》之读后感

　　《爱的教育》之读后感

　　《爱的教育》，书名使我思考，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个思考，我与一个小学生一起跋涉，去探寻一个未知的答案。

　　《爱的教育》采用了日记的形式，讲述一个叫安利柯的小男孩成长的故事，记录了他一年之内在学校、家庭、社会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父母，师长，朋友的真挚的爱，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文章中孩子们所表现的更多的是闪光的美德，这正是小说极力颂扬的地方。小说记录了长辈们对孩子的教育和启示，附在日记后面还以第二人称写了他们呕心沥血的教子篇。这本小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可以说，这是一本永远不会过时的书。它用爱塑造人，引导我们永远保持一颗勇于进取而善良真诚的心，爱祖国，爱人民，同情人民的一切不幸与苦难。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和欢迎，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种《教育学》或《教育概论》。有夏先生的推崇当然是个原因，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有许多教师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这部小说给他们塑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仿效的模型--当然，实际上体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想。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就总被我们忽略。其实他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不说操劳奔波，单是往书架上新置一本孩子爱看的书，一有咳嗽，药片就摆放在眼前，临睡前不忘再看一眼孩子，就是我们需要张开双臂才能拥抱的深深的爱。当我们陷入困境，没人支持，是父母依然陪在身边，晚上不忘叮嘱一句：早点睡。读了安利柯的故事，我认识到天下父母都有一颗深爱子女的心。安利柯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记，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最简单的东西却最容易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深沉的亲子之爱，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

　　如果说爱是一次旅游，也许有人会有异议。但爱正是没有尽头的，愉快的旅游。就像生活，如果把生活看成一次服刑，人们为了某一天刑满释放，得到超脱而干沉重的活儿；那么这样的生活必将使人痛苦厌倦。反之，把生活看成旅游，一路上边走边看，就会很轻松，每天也会有因对新东西的感悟，学习而充实起来。于是，就想继续走下去，甚至投入热情，不在乎它将持续多久。这时候，这种情怀已升华为一种爱，一种对于生活的爱。读《爱的教育》，我走入安利柯的生活，我走入安利柯的生活，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学习，生活，怎样去爱。在感动中，我发现爱中包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如果爱是奔腾的热血，是跳跃的心灵，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对于国家的崇高的爱。也许它听起来很”口号”，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这种爱应牢牢植入我们的心田。当读到安利柯描绘的一幅幅意大利人民为国炸断了双腿，淋弹死守家园的动人场面时，我不禁想到我们祖国大地上也曾浸透了中华儿女的血。同样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光明，同样可以抛弃一切地厮拼，我被这至高无上的爱的境界折服。我不需为祖国抛头颅了，但祖国需要我们的还有很多。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对个人而言，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转眼间，我们离开《爱的教育》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已经很久了，但是”爱”这种教育的方式却永远不应该远离我们，特别是远离我们这些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我们要全身心的去爱我们的每一个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而欣慰，用爱的泉水去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让孩子们沐浴在爱的阳光中，自由，健康的成长！

　　《爱的教育》中，把爱比成很多东西，确是这样又不仅仅是这些。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已经完成了对于爱的思考--爱是博大的，无穷的，伟大的力量。是教育中所不能缺少的。

篇3:教师节致老师的一封信

　　教师节致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师们：

　　9月10日是我国第30个教师节。在这里， 全体A城小公民祝您们节日快乐！

　　感谢您--老师，您让我们成为自信的，能超越自己的人。您的谆谆教导让我们懂得：学习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快乐和责任。您送给了我们一把通向未知天地的钥匙，教会了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大胆探索，去寻找和发现，让生活充满惊喜!

　　感谢您--老师，您是我们永远信赖，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便会去求助的人。您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就能把一切向您倾诉。您常说您也曾是个孩子，因此您能理解孩子的喜怒哀乐。

　　感谢您--老师，是您让我明白：我们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困难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您给我们勇气去开动脑筋，并要求我们襟怀坦荡。您将美放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教诲、见识和想象，由此营造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建造什么，您总帮助我们垒好基础，您为成长的我们做到了最好! 或许您讲课的每个细节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被我们淡忘，但您的热情、勇气和慈爱永远保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不是诗人，无法用诗的语言描绘您，我们也不是画家，能够泼墨丹青，全神地勾勒您的容貌，我们更不是个作家，能够以华丽的词藻形容您。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或许只有尊敬老师，认真学习，取得好的成绩，将来的某一天在事业上做出成就，才是我们献给您最好的礼物。

　　老师，像天空一样高远的是您们的胸怀，像大山一样厚重的是您们的恩情，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吧，教师节快乐!

　　全体A城小公民

篇4:飞越心灵的冬季演讲稿

　　飞越心灵的冬季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飞越心灵的冬季》。

　　一个寒冬的傍晚，灰暗的天空中，大雪夹着呼呼吼叫的北风，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把大街小巷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银白世界。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风中悄悄地将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夕阳似乎陡然从地平线上断裂，无声无息地消失，对面山口上，只留着一条血红.....　　我是冰冷雪地上剩下的最后一棵白菜，而身旁素不相识的冬瓜是雪地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冬瓜。刺骨的寒风将我的汁液一滴滴地抽干，现在的我已经危在旦夕。我的邻居冬瓜终于说话了，她一边抽泣一边说：“菜菜，你一定要坚持住啊！我还等来年春天和你做朋友呢！”

　　我摇了摇几片枯黄的菜叶，奋力直了一下僵硬的身子，算是回答了。

　　“看来我们是等不到春天了。”她把卷曲的、和我一样干枯的藤伸了伸，又说：“你好，我叫瓜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我也向她斜了斜身子，说：“只要你愿意。”

　　我的叶子与她的藤第一次碰到了一起.....　　纷飞的雪花中，我与她相互传送温暖，厚厚的积雪中有她伴我一起走过的脚印.....　　在最寒冷的那一天，她用那毛茸茸的叶子护住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也用自己粗壮的根茎为她驱寒送暖......我们一起期待风雪后的第一声鸟鸣。

　　一个月，两个月......终于，我们听到了那细微的、潺潺的流水声，干涩的眼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可爱的绿色.....　　那是我们在最刺骨的冬天，埋下的关爱的种子。它和我们一样受关爱呵护，飞越过冬季，期待过春天，迎来过美丽......

篇5:杰出人民教师先进事迹：我这辈子就当老师

　　杰出人民教师先进事迹：“我这辈子就当老师”

　　潘老师，男，1920年9月出生，厦门大学教授。从教62年，曾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建立全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重点学科点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全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培养全国第一批高等教育学硕士和第一批博士，成为全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特别津贴待遇、英国HULL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称号。编撰理论著作10余部，论文200多篇，主持了数十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曾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他独创“自学-研究-教学实习”研究生培养模式，培育硕士、博士研究生100多名，很多人已经成长为高等教育研究、管理界的领军人才。他曾受邀多次赴国外讲学，挪威学者为其撰写了英文传记《潘老师--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国际教育期刊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曾出一期专刊介绍他，其学术成就远播海外。

　　潘老师：高等教育学的“名片”

　　5月的厦门，海风徐徐，火红的三角梅争相斗艳。

　　5日，周六，晚7点，距潘老师家的学术沙龙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在潘家略显零乱的客厅里，30多个学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交谈、互看论文、吃水果，看得出主人给了他们足够的自由。

　　92岁的潘老师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慈眉善目。他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学生们轮番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潘老师慢条斯理，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地瓜腔”，但中气很足。学生们都称他“先生”，和他交谈时，往往凑得很近，甚至是肩膀挨肩膀。有的学生谈话毕，还会拍拍他的大腿。

　　这些“学生”多数在30岁左右，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今天沙龙的主题是“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潘老师更多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倾听者，拇指和食指分开，叉住下巴，静静地听学生发言，这是他惯有的姿势。

　　潘老师家每周六的沙龙虽小，但已闻名遐迩，且持续了20余年。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

　　来参加学术沙龙，已成为研究生来厦大教育学院求学的“固定节目”，也是学院的一张“名片”。提起高等教育学，大家都会联想到潘老师，他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一张“名片”。

　　活跃在高教学界的“老顽童”

　　4月6日，是厦大91周年校庆的日子。上午10点，92岁的潘老师参加完学校举行的庆典，又来到嘉庚主楼会议室，参加教育学院的奖学金仪式。在听完博士毕业生作的校史报告后，潘老师走上讲台，没有讲稿，站着讲了20分钟。他讲校庆的意义、校园文化、校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接下来，他又给教育学院的获奖教职工、博士生、硕士生颁发证书与奖金。颁奖时，他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把奖状捧给每位获奖者，并一一握手，在合影时，他露出孩童般满足的微笑。

　　这个简单的会议，折射了潘老师为人熟悉的一面。他参加学术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常言道：“人老话多，树老根多”，但潘老师例外。即使是到90多岁时，他也没有废话，发言总是言简意赅，而且总是在抛出独特见解时戛然而止。

　　博士生方泽强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和潘先生在一起？因为他尊重学生、尊重学术，不絮絮叨叨，更没有任何架子。先生喜欢倾听，不管学生意见对否，他都不打断，他把我们当小孩子，我们把他当成“老顽童”。

　　潘老师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仍然坚持上讲台，作研究，看学生作业，仍然在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每年暑假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查阅资料，认真备课。有人看到说：“先生，您都给博士生讲了几十遍啦，还用备课？”他答道：“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要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都要更新与完善。”

　　不仅活跃在教学一线，潘老师在生活中也是很有激情。潘老师的学生、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回忆了他和时年82岁的潘老师到西藏出差的经历。

　　踏访西藏，一直是潘老师的一个心愿。2xxxx年，潘老师接到在西藏开会的邀请，“跃跃欲试，全无难色”。担心受到家人的阻拦，他还和邬大光订了攻守同盟：赴藏之事，不必向家人提起。

　　邬大光忐忑不安，在临行前一天，还是忍不住向潘老师的大儿子、时任厦大副校长的潘世墨坦白，潘世墨大吃一惊，但是，他考虑再三，决定成全父亲的心愿。

　　就这样，当年，82岁的潘老师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邬大光说，到达米拉山山口，因空气稀薄，缺氧严重，大家都说，不要下车了，但是，潘老师说，当然要下，抽根烟，照张相，留个纪念。

　　光做老师就有77载

　　在两年前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当时已90岁的潘老师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他的学生在场下会心地笑了，他们都熟悉他的一句话：“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潘老师身上有个传奇：他从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当到大学副校长。这位老人习惯性地眨着眼睛，带着小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

　　1920年8月，潘老师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小时候在家随哥哥学习识字，8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后转入私立时中中学初中部。

　　1940年，潘老师一行3人，从广东汕头步行至福建长汀，报考抗日战争期间暂时迁往长汀的厦门大学，由于准备不足，未被录取。潘老师没有气馁，更加刻苦地钻研，于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

　　为维持学业，他开始勤工俭学，兼任福建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长汀县立中学教务主任。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当老师，早在他15岁读初中三年级时，哥哥的朋友、揭阳树德小学校长，就请他去兼课，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

　　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做起，投身教育实践，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潘老师的一生和“教育”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的9月，他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老师，还兼过教务主任。

　　1946年，潘老师大学的老师李培囿教授推荐他回厦门，作为校长人选， 负责复建厦大附小，潘老师提出希望能在任小学校长的同时，在厦大教育系做助教，他的要求得到校方同意。从此也就开始了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生涯。

　　10月，潘老师回到厦门，开始筹办新的厦大附属小学，并出任校长。刚创办的附小，坐落在海滩边上，孩子在这里尽情地玩耍，荡秋千、砌沙盘、放风筝。学校唯一的校车用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早上学生还能喝一杯牛奶。回想起这段日子，潘老师说，当时真正体现了“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同时，也是在实践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和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老师由厦门大学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潘老师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1962年起，他兼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而主编由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担任。

　　回忆起王亚南任校长期间的岁月，潘老师感慨颇多。他说，王亚南注重学术研究，创办了《厦门大学学报》，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3家大学学报之一，还培养出了数学家陈景润。

　　王亚南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里讨论学术问题。潘老师说，正是因为喜欢这种既有家庭温馨、又有学术氛围的活动形式，所以现在每周末还坚持一次学术沙龙，其实，这是从王校长那里学来的。

　　担任大学教务处长、编学报，受学术氛围的浸润，这都为潘老师研究高等教育学提供了实践土壤和思想源泉。直到后来当博导，他还会经常提起这段岁月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的拓荒者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支撑。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当时潘老师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意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听说潘老师要“冒尖”，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和专家不以为然。但是，潘老师选择了坚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老师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正当潘老师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十年浩劫。

　　“60岁以后出成果”，这是厦大师生对潘老师学术人生的典型概括。

　　1978年，潘老师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他还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该领域的广阔性和发展前景。

　　此时的潘老师虽年近花甲，却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于20多年前的“小打小闹”，他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此时，距潘老师把“高等教育”搬上课堂已过去了22年。

　　然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可谓荜路蓝缕。当时只有5个人，办公地点是在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里面摆了几张办公桌，开会时几张桌子一拼，成为大会议桌。就在这个地方，几个人又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是“***”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这份刊物除了发给本校的教师干部参考外，也向外单位邮寄100多份。

　　继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后，全国又新增了好几个高教研究机构。潘老师说，如果能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就能壮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否则，力量分散，难成气候。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他提出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倡议。为了争取理解和支持，他奔波于各高校之间，作了近百场专题报告。最终，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界同仁的响应，也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何东昌、钱令希等人。

　　然而，成立研究室仅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必须有教材、有专着。如何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专着？潘老师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并组织了北京、上海和厦门的9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着。

　　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断涌入潘老师的研究范围。

　　这时，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但他如同一个勤劳的耕耘者，享受着自己学术的春天。

　　治学最反对“大、空、洋”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老师：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老师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上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可见，潘老师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足以体现其原创力与前瞻性。

　　深圳大学高教所研究员李均在一篇论文中写道：“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无一不是通过依附、模仿西方而建，但是，在潘老师的倡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另辟蹊径，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摒弃依附的发展道路。”

　　潘老师常向学生提起，理论研究中“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潘老师提倡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观些、科学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他说，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一种理论要应用到实践，先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还要把应用理论转化为政策，再将政策转化为措施，才有可能影响行动。

　　潘老师每年给博士生开设两门课：“高等教育专题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其中就包括了社会调查。在近年的社会调查中，潘老师带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坐大巴，先后去过长沙、宁波、井冈山、赣州等地，深入学校，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博士生王琪说，先生出去，从来不是急于提观点，讲意见，而是要求大家调查、再调查。

　　潘老师曾经对博士生说，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树的话，去民办校，那里将来会出教育家，公办校出教育家恐怕难多了。他分析认为，民办学校的校长是没有官本位的，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他的位置就在人们心中。

　　在独立思考中为高等教育求解

　　其实，潘老师对民办教育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6年，66岁的潘老师应邀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问题与展望”理论研讨会。听了与会欧美高校代表关于民办高校情况的报告，回来后，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

　　在那个年代，提出这个问题需要勇气。那时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所有制问题还是“雷区”，在教育这个领域讨论“私有”，未免显得过头，甚至是踩“红线”。

　　为了说服反对者，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西方国家私立高校进行了深入研究，又认真领悟了国家政策和改革趋势，198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教育的发展受教育外部规律的制约，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样存在......在私有经济基础上，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发展民办高校的理论难题，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之后的实践，也验证了他的预言。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领域，潘老师再次体现了作为研究者的前瞻眼光。

　　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1%。而这方面的国际权威理论学者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到50%为大众化阶段，高于50%为普及化阶段。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是“理论误导”。

　　但潘老师坚持关注并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需要提前进行研究。随后，他陆续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等系列文章。

　　他还预言，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精英教育，一是大众化教育，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的下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护精英教育。

　　尊重是他育人的第一准则

　　潘老师在大学时和同班同学龚延娇谈了恋爱，两人后来结婚，共同养育了三男一女。他们是令人羡慕的父母，女儿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厦门最早期的高级工程师之一。三个儿子，一位当了副市长，一位当了重点大学常务副校长，一位当了大学党委书记。

　　潘老师的一位同事说，我们都称他们家是“一房三厅”，即一个大家庭里，有三位厅级干部级别的儿子，他的“育儿经”念得好。

　　但潘老师说，我没有什么“育儿经”，我只认为，人格的养成比知识的教育重要得多，我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人格的培养，不是婆婆妈妈，而是以身作则，无言之教。

　　潘老师坦陈，他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多得多，同时，他也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

　　在学术沙龙上，经常有学生说，“先生弄错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从不用担心没顾及潘老师的面子，因为先生总会静下来听学生讲自己错在哪里，从没有责备学生，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给学生。

　　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潘老师更是充分尊重学生，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就不会觉得苦，往往会得出创新性的观点。

　　他指导的两位博士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一位选作《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一位选作《高等教育管理的价值问题研究》。大多数老师觉得这两个选题都太理论化，担心这两位博士生作不了，不同意他们的选题。但作为导师的潘老师，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支持学生的选题，并强调，我们不能都在搞实践问题研究，也要鼓励与支持一些年轻人作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基础研究。这两位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福建省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这几年，潘老师设立“懋元奖”，从个人积蓄中拿出近40万元，对那些秉承其“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敢为天下先”、“做学问先做人”之精神的优秀年轻师生给予奖励，但他自己在生活上，依旧布衣素食，不尚奢华。

　　他说，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乐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小传(略)